健康快车运行20年来，已为19万农牧民免费提供复明手术。这是停靠在喀什的第四列健康快车上刚做完手术的患者。（中新社李雪峰/图）（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9日《南方周末》）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行走在铁轨上
健康快车运行20年来，已为19万农牧民免费提供复明手术。这是停靠在喀什的第四列健康快车上刚做完手术的患者。（中新社李雪峰/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9日《南方周末》）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行走在铁轨上，且没有固定注册地，也无需挂号的免费眼科医院。迄今为止，它已让19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目前，这列眼科医院列车正停靠在新疆阿图什市火车站。这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偏远小站。三个月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卫计委干部李瑛都在埋头修整火车站旁一个大仓库。先请大伙打扫卫生，又安排不同部门，在干净的仓库里装上旱厕，铺上自来水管，通好电，还装上了宽带网络。
李瑛这样做是为了迎接一个流动的火车医院——2017年5月，一列四节车厢的彩虹色火车被拉进了这个仓库，车厢中有先进的眼科医疗设备，还有北京三甲医院的一流眼科医生。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给当地贫困白内障患者做手术。经过乡卫生院、阿图什市人民医院、克州人民医院三轮筛查，患者只要在火车上接受15分钟左右的手术，几天后就能恢复光明，一切费用全免。“这边紫外线强，农牧民的白内障患者太多了，克州人民医院虽然也能做手术，但贫困农牧民无法负担费用。”李瑛说，按计划，两个月时间将有1000名患者在火车上接受这种手术。
这种复明手术源自一个在火车上展开的“健康快车”的公益项目。眼下，在中国一共有四列这样的火车，不停穿梭在偏远省份，每地停靠2-3个月，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治疗。
在距离阿图什市四千多公里的香港，“健康快车”创办人方黄吉雯坐在办公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第一列健康快车的诞生，源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回归。而推动这些小火车跑起来的，是20年前一股横跨香港和内地多部门之间的慈善力量。
会动的礼物；快车香港出发
今年68岁的方黄吉雯出身商界，是专业会计师，曾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分部）主席。她1980年代开始从政，担任香港市政局和区议会议员，到了1990年代初，投入筹备香港回归的事务。
方黄吉雯先被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为港事顾问，1996年年初加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加入筹委会不久，方黄吉雯发现，内地很多省、直辖市、自治区都给香港准备了礼物，有屏风、花瓶、雕刻等等，她着急了：香港人该回送什么？
“我们做不了这么多份，只能送一份，所以这份礼物最好贯穿31个省份，所以最好是‘会动的礼物’。”恰好当时印度项目Lifeline Express（生命列车）来到香港筹款，这个慈善项目创新地打造医疗小火车，等于将医院“搬到”印度贫困地区，方黄吉雯说，这不是很适合在内地复制吗？
她先将这个主意报给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鲁平对此很支持，但考虑到项目涉及医疗和铁路，鲁平又拉来当时卫生部、铁道部负责人一同商量。1996年10月，方黄吉雯和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以及铁道部、港澳办等一行十人，去印度考察了一回。
印度的生命列车创立于1991年，是全球第一列火车上的流动医院。其操作模式是由印度铁路部门捐赠火车，NGO运营管理，再组织印度医生利用假期做义工，上车服务。
“他们的管理相对松散，经常不够医生，火车就要被迫停驶。”方黄吉雯回忆说，况且在1996、1997年，中国内地的慈善捐赠和义工文化还不成熟，印度的慈善模式显然难在中国复制。
从印度回来后，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印度的小火车包揽许多手术，白内障、小儿麻痹症、结扎等等，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以及当时国情，大家决定先专注医治白内障。“当时中国大约有五百多万白内障患者，白内障手术相对简单，只要将浑浊的晶体摘除换上人工晶体，就可以恢复光明。”方黄吉雯表示。
之后，通过铁道部，他们找到了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打造第一列健康快车，但在中国，从来没有人设计过医院车厢。于是，卫生部工作人员带着印度的照片去拜访，一群人一起在白纸上比划构思。
“大家一边讨论一边在白纸上画出了火车的轮廓，每人画几笔。”参与筹办工作的张英兰至今记得当时的有趣场面，从设备摆放、照明、厕所、淋浴间等，一切从头构思。作为当时的卫生部台港澳办公室主任，她不懂火车技术，只能一再跟对方强调：“钱是香港捐的，不要抬高价格，技术上一定要保证！”
这列三个车厢的小火车价格不菲，预算一千万人民币，但要让火车动起来，还必须得筹足两年的项目经费。为此，香港这边成立了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会，紧锣密鼓地募捐。方黄吉雯将自己认识的香港企业家聚集起来开会宣传。另一边，鲁平约上彼时刚刚当选为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一起出面呼吁企业家为健康快车捐款。
很快，一千多万善款筹集到位。硬件大致落实，还要构思管理流程。一方面，健康快车并没有建造昂贵的机车车头，必须靠铁道部配合拉车。另一方面，医院属卫生部门管理，组织医生上车服务，也必须依靠卫生部门来协调。这意味着，要让健康快车开起来，必须跨部门合作。
仔细斟酌后，一个特殊的管理模式形成了：由卫生部、铁道部、国务院港澳办、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会一同成立“健康快车管理委员会”。作为最上层监管机构，委员会主任由卫生部副部长担任。具体项目执行则由下设在卫生部的“健康快车办公室”来执行，运营经费则来自香港的基金会。
这之后，健康快车办公室开始一级级往下发文，邀请地方政府参与。面对这个陌生的慈善项目，许多地方政府不敢尝鲜——参与就意味着要花功夫把分散在不同乡村的贫困病患组织起来，还要在健康快车停靠的三个月时间里作出配合。直到截止日期临近，安徽阜阳政府才表示参与，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一切看似筹备妥当了。1997年6月，铁道部将刚刚建造完成的健康快车拉到深圳，按原定计划，小火车还要经广九铁路抵达香港，在7月1日当天正式从香港发车。然而，6月下旬火车到了深圳，大家才发现，要在香港回归之前将这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拉去香港，需要拿到几十个批文，配合各种检查，眼看着就要来不及了。
“香港的事务都属于外事，上面和地方都很重视，但重视就意味着谨慎，到底该支持什么？支持到哪个程度？当中有很多审批流程很复杂。”当时采访记录了健康快车诞生过程的刘梦琳这样总结其中的困难。
幸好，几乎在最后时刻，证件全都批下来。6月30日晚上，第一列健康快车顺利到达香港九龙站。第二天，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过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代表香港670万市民将火车捐赠给中国内地。捐赠仪式上，董建华对方黄吉雯说，这火车这么好，怎么可以只有一列？应该有三列、四列。
火车不见了；病人不上车
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会总干事叶慧珊20年前就开始参与健康快车项目的筹备，她至今记得，这个项目当时得到许多政府高层的支持，包括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原副部长殷大奎等。
1999年，已经退休的陈敏章病重，叶慧珊和方黄吉雯前往探望，陈敏章在病床上还记挂着这个项目。“他说可惜青藏铁路未有通车，他知道青藏高原上有很多白内障患者，希望有一天青藏铁路通车了，健康快车可以开上去。”叶慧珊说。
2017年6月13日，原副部长殷大奎在健康快车成立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回忆说，最初几年，地方政府对这个慈善项目不太积极，他因此总利用不同场合向省卫生厅的官员介绍健康快车。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方黄吉雯每次去北京开两会时都会叫上他，一起向偏远省份的卫生主管领导介绍这个项目。
某种程度上，慈善事业在当时的内地刚刚起步，官方认识和民间信任都不充分，健康快车要运作离不开政府，特别是高层人士的支持。对此，方黄吉雯深有体会。
不过，即便有了高层支持，具体落实依然面临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难。
健康快车停靠的地点大多是火车小站。从一地拉到另一地，常常没有直达路线，要依靠铁道部安排不同火车“接力赛”一样地拉车。有一次，几经转手，整个列车竟然不见了。当时通讯不发达，大家找了一个星期，才在一个偏远小站找到健康列车。
一开始，负责拉车的是货运火车，不时碰上运煤的，一路上灰尘滚滚，严重污染了要用来做眼科手术的车厢。香港和北京的工作人员后来多次向原铁道部争取，终于改为由客运列车负责。但新问题又来了：客运列车有固定长度，要多拉四节车厢，就必须要减少载客车厢。为此，香港基金会必须要拨发一定补助金给铁路部门，这项规定后来沿用至今。
到达目的地后，安置列车也不容易，必须找到合适的铁路盲端或者大仓库，让快车停靠三个月。最初参与筹备工作的张英兰后来成为健康快车的车长，从1998年至2003年，一路跟车跑。有一回，她跟着列车停靠在陕西某地，当地政府安排的停靠点原本是一个煤仓库，由于私企不愿配合转移煤堆，张英兰只能找来一块大布，把手术室车厢团团盖住，再用胶条把缝隙堵严实，以防煤灰跑入车厢。健康快车还会碰到用水用电问题。
即使等火车安顿好了，医院和医生也有闹别扭的时候。最初一些三甲医院不太愿意配合——派出医生和护士，医院要继续支付工资，少了人手做事，又不知道去火车上工作算什么名堂。
“你是火车来的嘛，又不是医院，我来做手术，又不算绩效。”方黄吉雯笑着回忆当时医生的反应。为此，健康快车的工作人员又要想办法作调整：卫生部先承认医生、护士在火车上做手术的工作资历，香港这边再安排上车的医护人员到香港医院接受培训的机会。这样一来，健康快车对于三甲医院的吸引力就大大提高了。
不过，最让工作人员无奈的还是，一切安排妥当，列车停好了，病患却不肯上车。今年74岁的路文堂也是健康快车的老车长。1999年，健康快车开到了山西大同，却发现没有病人上车。
“大家都不相信，做手术怎么可能免费呢？”路文堂没办法，跟着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人一起走访乡村，一户户人家解释，最后许多村民被说服了，顺利接受了手术。等到火车要走了，新情况又来了，“一些原来不相信的人，看着别人做了手术才相信，就来堵着我们，不让车开走，你说怎么办？我们还要赶去下一站呢！”
运转两年多之后，直到2000年左右，健康快车的运作才慢慢走向规范化。这时候，方黄吉雯又有了新的主意：能不能在北京成立一个基金会，直接在内地负责筹款和宣传呢？
健康快车运行20年来，已为19万农牧民免费提供复明手术。这是停靠在喀什的第四列健康快车上刚做完手术的患者。（中新社李雪峰/图）（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9日《南方周末》）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行走在铁轨上
香港经验；本土国情
“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民间发起的基金会呢，健康快车北京基金会的成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是得到当时中央领导特批的。”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程芬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她曾经担任《公益时报》记者，长期关注健康快车项目。
2000年代之初，中国内地慈善基金会多是“中”字头基金会，直属国家部委或残联、妇联等机构，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民间非公募基金会才开始迅猛发展。当时，为了在内地成立一家有募款资格的基金会，方黄吉雯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到处奔波。
从2001年正式谋划开始，大约花了一年时间，这个想法终于得到中央领导的特批。健康快车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拥有公募资格的“中”字头基金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当时也得到财政部的特批，捐款者和基金会都可以100%全额免税。而目前，捐赠者的税前抵扣资格也是分额度、分批次的。
在内地运营一家慈善基金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新鲜事儿。据刘梦琳回忆，“我们一开始是希望照搬香港慈善经验的，但很快发现不行，两地的慈善环境差别太大了。”她后来加入健康快车北京基金会的筹备，目前担任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秘书长。
香港流行办慈善晚宴筹款，邀请个人或企业，以相对高的价格“捐赠”一个座位或者一整桌，做慈善之余，捐款者还可以在晚宴上社交识人，享用晚餐。起初，方黄吉雯将这个筹款形式在北京复制，于2003年、2004年举办两届慈善晚宴，结果反应冷淡，座位只被认购一半，还受到多方面的批评。
“当时内地还是流行‘苦情慈善’，他们说我们花这么多钱搞慈善，不如拿钱去做事，其实到今天，这样的声音也常常出现。”刘梦琳说。
2004年之后，他们取消了慈善晚宴。一年之后，北京的工作人员又尝试学习香港毅行筹款的形式，计划在北京搞步行运动，“经过反复论证，还是不行”。最终，方黄吉雯只能以健康快车香港基金的名义，发起一个创新的“自驾游筹款活动”，参与者多为香港市民。
大型的筹款活动难以在内地进行，方黄吉雯就努力游说个别企业捐款。一开始并不容易，她至今记得，一家企业的高层听完她的介绍后感慨地表示，“这个项目真的是很好，很伟大，但这个应该是政府做的。”
不过，她还是很快凭借自己的人脉，扩大了筹款金额。
“这也算中国特色吧，我想如果我们当时还是坚持走草根的、面向公众的筹款，肯定支撑不了几年。”刘梦琳表示。
另外，方黄吉雯也不断邀请政界高层加入北京基金会，担任理事，“2005年，董建华卸任特首，我邀请他作基金会的理事长”。
这些德高望重的理事在项目执行上发挥着特殊的功能——某些地方政府配合健康快车的工作有困难的，方黄吉雯总会邀请合适的理事，一同去拜访，解释，游说。但另一方面，她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基金会的专业和廉洁。
刘梦琳现在认为，北京的基金会进行了合适的“本地化”，既配合了本地情况，也保留了香港慈善的优秀经验。而除了“本地化”以外，他们也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中的国情。
2017年6月20日，从北京过来的眼科医生正在健康火车上给农牧民作白内障手术。（洪新/图）
中国经验；全球视野
运行20年，健康快车的项目从印度慈善经验中汲取灵感，又将香港慈善经验带往内地，这期间，进行了许多调适和改良。发展至今，这个项目已经拥有了四辆列车，其中第四辆列车由中石化全额捐赠，前三辆列车的运营经费，每年由北京和香港的基金会一起筹集。2013年，澳门基金会也开始资助这个项目。
“目前，内地和香港的筹款额基本持平。”国家卫计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高卫中介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是卫计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也是目前健康快车项目的执行机构，负责制定每年的工作指标、站点预算，经管委会批准后，统筹各方，落实任务。相较于20年前，如今的复明手术等业务预算额增长了十多倍，工作量也从每年治疗数百患者增长到万余例。
在程芬看来，这是一个“背景特殊，充满政治含义、历史含义”的项目，它的经验和操作难以复制。程分析说，健康快车目前的操作模式实际上是“民间购买政府服务”，以民间筹款，资助政府及卫计委等部门完成工作。“基金会都要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去资助，但在1997年，民间服务力量还不成熟，健康快车要做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除了政府）找不到其他合作伙伴的。”
2007年从普华永道退休之后，方黄吉雯全力投入健康快车的项目。穿梭各地的火车已经完全跑上轨道，近年来她努力去做的，是增强基层医疗的力量。
目前，健康快车在铁路沿线的基地医院资助打造“眼科中心”，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每年组织外国和香港的专家义务到这些眼科中心讲学培训。考虑到外国专家和地区医院的医生语言不通，基金会又征集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做志愿者，到眼科中心做翻译的同时，也可以接受外国专家的培训，一举两得。同时，每一个站点服务期间，从基地医院挑选至少两名医生上车观摩学习、接受培训。但不能独立做整台手术。“我们的底线是，绝对不能拿穷人练手。”高卫中强调。
相比20年前，老百姓白内障的情况已经没那么严重了。去健康快车上探访时，许多医生对方黄吉雯说，现在糖尿病所引发的眼睛病变问题严重，这种病简称“糖网病”，一旦病发，视力就再也不能复原。因此，自2015年开始，健康快车在眼科中心资助进行免费的“糖网病”筛查。
除了在内地深化，健康快车的项目近年来还走出国门。在外交部支持下，2016年11月，健康快车组织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出访斯里兰卡，为当地约500位白内障患者免费治疗。
“做事的构思，都是要高层次的人支持、赞成才能做到。”方黄吉雯这样总结。她不认为健康快车的项目难以复制，因为现在中国的开放程度、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都要远超当年，“不过你叫人改变总不能是马上做到的、是要潜移默化的改变。”
（梁淑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