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来，贾立群始终坚守在儿科B超检查的一线岗位上，接诊33万多名患儿，诊断符合率高，他所出具的B超诊断报告精确，被誉为“贾立群B超”、“B超神探”。确诊7万多例患儿的疑难疾病，挽救了2000多位急危重症患儿的生命，赢得了患儿和家长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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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接诊33万多名患儿，被誉为“B超神探”；上会关注发展儿科医学和缓解医患关系
39年来，贾立群始终坚守在儿科B超检查的一线岗位上，接诊33万多名患儿，诊断符合率高，他所出具的B超诊断报告精确，被誉为“贾立群B超”、“B超神探”。确诊7万多例患儿的疑难疾病，挽救了2000多位急危重症患儿的生命，赢得了患儿和家长的高度认可。
为减少患儿等候时间，贾立群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将预约时间从原先2个月缩短至最少2天；为能多检查几名患儿，贾立群常常无法按时吃午饭；为谢绝患儿家长的馈赠，他索性将白大褂兜口缝死，赢得了“缝兜大夫”的美誉。
60岁后主动提出将领导岗位交给年轻人
新京报：你在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从事什么专业？
贾立群：毕业分配时我最想当临床医生，同学们也都认为儿内科、儿外科才是救死扶伤第一线。留在儿童医院后，我被分到放射科，自己多少也有点失落，而且当时放射科条件所限，医生防护措施并不是很到位，我也有过一些顾虑。
1989年，儿童医院要成立一个B超室，也就是现在的超声科，需要选一个学科负责人。医院领导认为我工作比较积极努力，业务水平大家也都认可，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我调到B超室。我那时是预备党员，党在哪个岗位需要我，我就要在哪个岗位干好工作。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工作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贾立群：很多人都认为影像科、超声科是辅助科室，但在儿科临床上对影像、超声的依赖性很强。患儿有时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症状感觉，如果我们影像科、超声科诊断不明确，临床医生在处置治疗上就会毫无头绪。
经常夜里被急诊叫到医院的确挺累的，但很多情况下，患儿的疾病能够通过我的B超检查得到确诊，解决了不少在基层医院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能帮病患摆脱痛苦，就是我工作的价值。
新京报：现在你的身份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贾立群：现在年龄超过60岁了，我主动向党委提出，将科行政主任交给年轻人，并在管理方面传帮带。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一支医德高尚、医技过硬的接班队伍。现在我们科室从事B超工作5年以上的年轻医生，专业技术都很不错，诊断水平已和我不相上下。
夜里急诊一个电话3分钟到医院
新京报：听说你曾经顶着理完一半的头发去给孩子检查？
贾立群：那天是个休息日，我正在外理发，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7岁的男孩肚子特别疼，初步怀疑是阑尾炎，但在别的医院并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多等待一分钟对患儿家属而言都十分痛苦，头发刚理了左半边我就赶紧回了医院。
到医院以后，我用探头找了半天发现孩子的阑尾并没有肿胀。结束前就在孩子的整个肚子上多扫查了几下，突然发现在右上腹有一个包块，这是典型的肠套叠征象，孩子的肚子疼是由于肠管套在一起而引发的症状。如果诊断及时就可以利用空气灌肠复位治愈，而如果超过24小时没有能够明确诊断的话，患儿的肠管就可能坏死。
新京报：为了不让患儿漏诊误诊，多扫几下是你的习惯吗？
贾立群：有时临床判断的病症并不一定十分准确，这就需要B超医生更仔细地全面扫查。比如患儿肚子疼，怀疑急腹症，我们超声检查完以后，如果我们说排除了急腹症，就要基本能确定孩子没有急腹症方面问题。
我那次是“歪打正着”。其实肠套叠在我们超声科是个常见病，有时候甚至能发现临床大夫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全面扫查已经是我们科内每名大夫日常习惯。
新京报：你为了24小时随叫随到，就住在了医院边上？
贾立群：从1990年到2014年12月，为了白天能有更多的大夫给患儿做检查，我自己承担了夜间急诊随叫随到。所以我就住在医院旁，出了楼门20米就是医院，有急诊病人的话给我打一个电话，我3分钟就可以赶到科里。有时一宿得起来十几次，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确实非常累。2014年底领导要求我必须安排科里医生值夜班，不能全都自己一个人扛。
新京报：听说你为多检查几个患儿，常常推迟吃午饭？
贾立群：其实我最开始从事B超工作时还是吃午饭的，但也就是吃一袋方便面凑合一下，可每天病人实在太多，上午病人根本做不完，经常是上午的检查要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全部完成。
做B超特别是腹部B超需要空腹禁食禁水，等待时间长，对患儿来说也挺痛苦。曾经有一个家长看见我在吃方便面，就有点不高兴，说：“我的孩子还饿着肚子，大夫怎么在吃饭。”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还真有点委屈，但也能理解家长的心情。
新京报：在你的带动下科室有什么变化？
贾立群：现在大家都很齐心协力。每年暑期，我们科室都集体推迟午饭时间。而且我们科室的大夫轻伤不下火线，有的时候大夫一只手打点滴，一只手拿着探头照样给患儿做B超。
关注发展儿科医学和缓解医患关系
新京报：党员身份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贾立群：我是1988年入的党，党员身份带给我更多的是责任。几年前，我们为了缩短患儿B超检查预约等待时间，就号召科室里的党员带头加班加点，那段时间工作时间是从早6点到晚10点，虽然很辛苦但把积压的待检查的病人都突击完了。这样一来预约时间就能维持在3天以内，而在非高峰期，我们还可以把预约时间压缩到2天。
新京报：今年上会重点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贾立群：我今年是初次当选，也是代表北京市医生群体参会，我又是一名儿科医生，因此最关注发展儿科医学和平衡（缓解）医患关系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来说儿科医生和患儿比例差距比较大。过去很多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当儿科医生，更不愿意干儿科超声工作。导致我们科室医生的数量始终与医院规模不相称，目前每天最多也就是12人能够顶班，而高峰期腹部B超的检查纪录是1033名患儿，医生和病人的比例一直不成正比。
另外就是希望能想办法缓和医患关系。双方都应互相理解，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比如本来医生可以尝试风险很大的手术，但由于担心害怕纠纷，顾虑重重，甚至顾及能否保证人身安全，这样无论是对医学科学研究发展，还是对患者来说，都弊大于利。
■ 对话人物
贾立群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十九大代表
声音
我现在特别注重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正在逐步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绝招”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现在儿童医院超声科也不只是有“贾立群B超”，我们有一个优秀的贾立群式的B超团队，况且我自己一个人每天最多也就检查六十多个患儿，但把整个团队调动起来，就能解决更多病人的需求。
——贾立群
新京报记者裴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