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时间，在我国通过书面或网络登记的捐献器官志愿者人数增长迅速，仅2016年，就有10万余人登记捐献器官，同时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实现逝世后器官捐献9996例，捐献器官27631个。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春天。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5年1月起，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短短几年时间，在我国通过书面或网络登记的捐献器官志愿者人数增长迅速，仅2016年，就有10万余人登记捐献器官，同时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实现逝世后器官捐献9996例，捐献器官27631个。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春天。
但器官短缺的问题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依然严重。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已位列世界第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现阶段的器官供需比是1：30。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年捐献率从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位列全球44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
2016年9月29日，安徽省立医院的手术室内，赵炬的器官捐赠手术在此进行。医生们跟赵炬的遗体鞠躬告别。视觉中国资料图
传统观念阻碍器官捐献愿望
很多人在等待中死亡。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说，每完成一例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等候名单就新增两人，有将近60%的肾脏需求要等待一至二年，有超过40%的肝脏需求要等待至少一年。而对于像心、肺这样更加稀缺的器官，有些医院甚至因为缺少供体，几年都没有完成一例移植手术。
刘源从2013年开始在北京佑安医院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是移植科的大夫。刘源起初不愿意离开临床，对于器官捐献他所知甚少，而他之前的同事半年时间都没有实现一例捐献，更让他觉得自己实在不能胜任这项“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工作。
在他看来，影响捐献最大的困难是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存遗体的完整才是对逝者的尊重。刘源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赞同他申请器官捐献。
和很多协调员一样，刘源常被当作是从事非法器官买卖的诈骗犯。他曾被家属围攻过，被辱骂过。慢慢地，他也积累了经验，比如每次去病人家里做工作一定要坐在门口，“这样跑的时候方便。”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教授马蒂·玛尼亚利奇说，西班牙老百姓在四五十年前也有类似的观念，但通过媒体的传播，以及在社区、医院的推广活动，公众对捐献的认可度逐渐提高。现在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他建议中国也应该效仿类似的做法，让人们认识到捐献器官能拯救别人的生命，是人间最大的善行。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
器官捐献由计算机分配
饱受质疑的还有器官分配。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2011年4月开始，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上线，覆盖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这是2009年国家卫生部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发的人体器官分配系统，目的是使器官捐赠过程公正透明，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而在此之前，决定器官分配完全是基于医生的判断。
系统设立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等待名单的死亡率，通过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等待移植的患者根据医学指标来得分，并遵循“区域优先原则”（就近原则），“病情优先原则”，“年龄优先原则”（儿童比成人更享有优先权），“等待时间原则”（等待时间长的患者），以及“捐献者优先原则”（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已登记自愿捐献器官者优先）。分值越高，在等待名单的位置就越靠前。
录入病人数据由医院医生负责，如果有医生在登记数据时造假，人为提高病情危重程度，一旦被发现，将取消医生所在医院的器官移植资质。同时，国家卫计委也会不定期对医院进行抽查。
在王海波看来，由计算机决定的器官分配系统既显示了分配的公平、透明，也保障了分配的高效和安全。
在台湾和美国曾出现把艾滋病和狂犬病患者的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的安全事故，之后，王海波马上将系统设置强制添加了检查结果，并为了防止发生错报，医生在录入时还要上传检测结果的扫描件。
“我们希望从系统层面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病人的安全。”王海波说。
器官捐献服务能力落后
随着政策制度的建立以及器官分配与共享愈加透明，中国申请器官捐献的人数飞速上涨。但同时，器官捐献的服务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专业化服务成为新挑战。
刘源坦言，影响器官捐献的另一障碍就是专业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很多医院对潜在供体维护不佳，导致器官衰竭，并最终影响器官捐献的质量。也曾有媒体报道，捐赠过程中出现捐赠者的脑死亡判定有出入，ICU工作人员不了解程序导致手忙脚乱。
在很多医院，“器官捐献获取”是“边缘化”的科室。有的甚至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和专职人员，多是手术大夫兼职。医生们坦言，如果没有院长指示，有时候在财务那里连报销交通费都要费一番周折。
在急诊、移植和神经内外科之外，很多内科医生或者基层医护人员还是“谈捐色变”，对捐献和移植的医疗效果持怀疑态度。这其中既有缺乏相关知识的原因，也有在紧张医患关系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担忧。
此外，人才短缺问题也亟待解决。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认为是“医学手术的皇冠”。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初期，手术只有院长或者主任级别的大夫才可以操刀。
黄洁夫曾表示，制约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是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够。目前中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73家。他建议未来五年有资质的医院增加到300家，并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养。
今年11月，在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武汉等城市的七所医科大学将陆续开设与器官捐献有关的选修课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七所院校中最早实现开课计划的学校。其附属仁济医院肝胆外科医生薛峰认为，器官捐献课程的意义在于专业人员的培训，是学生了解器官捐献的基础教育，更是公众教育，改变人们对死亡的理解。“我们比西方落后了将近30年，如果再不努力，就来不及了。”薛峰说。
医疗费用也是制约器官移植的重要问题。不仅是移植患者要承担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医药费用，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火化、殡葬等身后事也需要救助，而政府的拨款远远不够。
此外，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已先后为脑死亡立法，承认脑死亡即是人的死亡。但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器官捐献死亡判定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判断三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近几年，多位专家学者呼吁中国在法律上给予脑死亡认可。
（原标题：我国申请器官捐献人数飞速上涨器官短缺问题依然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