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最近火了。在这轮房价上涨中，炒房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演了一场炒房者的狂欢盛宴。
首先区分一下什么是炒房?如果买房的目的不是为了自住和解决家庭的刚需，而是在某个时间点把房子卖掉获得房价暴涨的增值收益，就可以理解为炒房。有一个标准就是，投机性买房。
今年以来，中国一些地区房价上涨过快，蕴藏大量的泡沫，投机炒房大行其道。不仅有个体在疯狂炒房，也有开发商在参与这场炒房游戏，因为买地也能用杠杆，使得一些愿意冒险的开发商高价竞拍、推高了地价，从而推高了房价。
这样的后果是不仅导致金融风险上升，有损老百姓的幸福感，长此以往，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已经发话了，明年将进一步采取综合措施，因城施策，让投机的炒房者知难而退，最终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炒房有什么危害呢?
炒房容易使价格短期内暴涨，使房价偏离正常的市场价格，造成“再不买房就买不起房”的假象，引发恐慌性购房，很多人倾家荡产来买房，卖了三四线的房子去买一二线城市的房子，形成“房价—地价”轮番上涨的局面。热门城市的房价暴涨了，而三四线城市逐渐库存积压，沦为了鬼城。
一些炒房者短期内获得高额收益还将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房产升值的预期效应，会诱导越来越多的银行贷款、社会资本、个人投资对炒房欲罢不能，让很多人误以为不需要努力工作、发展实业，光靠炒房就能一夜暴富了，从而引导更多资本“脱实入虚”，很多企业主感叹辛苦一年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
如果房价严重背离了其自身价值和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会使房地产泡沫不断积累，不仅抬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且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危害。
为什么房价越高，炒房人越不惧风险敢炒房?
有一个人口理论在主导炒房者的心理预期：热点城市生产率高、财富多，大量外来转移人口将持续迁入。但这个预期一定能实现吗?一方面，房价过高会提升实体企业的成本，降低当地对企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国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追求的是各地区均衡发展，而不是只让少数热点城市承担新增城镇人口。
如何让房子“炒不起来”，这是未来房市政策的重要方向。
现在，在中央的一系列重拳调控之下，北京房价开始降温了，环京区域的燕郊、廊坊等地楼市也开始降温。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北京，多家中介机构卸下招牌，贴出“转让、出租”的告示，一些中介门店甚至把卖房的牌子挪移至地铁口和人流更多的十字路口，以招揽顾客。人为的炒作让房价飞起来了，但中心还是中心，睡城依旧是睡城。
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一度迅猛上涨，与巨额资金涌入楼市，与货币、信贷政策的宽松有直接关系。有报道称，随着房价暴涨，北京、上海、深圳的刚需人群几乎已经付不起首付，也不可能贷到款了。因为供房月供算下来比收入还高，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承受的，毕竟除了买房，我们还要生活养家糊口。楼市暴涨之下，或许背后买房的主力不是刚需人群，而是中国的炒房人在推高房价。
当炒房大行其道，市场就容易失灵，政府提出抑制楼市泡沫正当其时。
未来中国如何管住炒房这只推高房价的“黑手”呢?
有分析称，要管住“炒”，一是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政策加大“炒的负担”(提高贷款利率)、降低“炒的能力”(提高首付比例甚至不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二是通过税收政策给炒房者“去动力”，比如炒的套数越多、交易越频繁，交易环节各税种的税率越高等。例如，正在酝酿中的房产税。
遏制炒房，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在战斗，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容忍炒房行为大行其道。国际上，也一般都会对炒房行为征收比较高的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识别的方式主要是看该住房是否为家庭的主要住房，以及住房持有期的长短。非主要住房、持有期在3—5年以内的，一般会面临比较重的税。近两年，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都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严格限制当地房地产炒作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