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一直是全国风湿免疫学界的领头羊，蒋明作为其中一员，在国内开展风湿病相关实验室检查方法研究，较早建立了17种抗核抗体的检测方法；主持完成“抗核抗体谱的建立及临床应用研究”“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等多个项目；主编的《风湿病学》专著于1996年获中国图书奖、1997年获国家图书奖。从医几十年来，她熟悉掌握免疫性疾病及风湿病的基础理论、实验室检测技术，是一位具有丰富临床诊断与治疗经验的风湿病学专家。
【听医者讲述】
采访完成于蒋明教授九十岁高龄之际。在交谈过程中，我屡屡钦佩于她的神采飞扬、精神矍铄。我能看到，她炯炯的目光里满载着对医学事业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我能想象，年轻时的她是如何怀揣着一腔热忱去开创学科、攻克难题、编写著作的。她说，人活着只为一件事：快快乐乐地为世界做贡献。这样开阔的心胸与境界，值得我们所有年轻人学习。
1957年，我毕业后留在协和做住院医师。住院大夫要写病程志，包括描述症状等，比如“今天病人吃饭不好，肚子有点疼，有点拉稀”这样就可以。但是，对病人这样的表现，自己得去思考为什么，患者的病到底是什么。有时我觉得某个病可能和哪方面有关系，我就去图书馆查书，或者跟别的同事一块儿讨论。等有一些思考了，我赶快把这些思考写在病程志里。上级大夫一看，说“你是动了脑筋了”。
我记得有一个女病人肚子胀水特别严重，我们第一反应是有肝硬化，因为那会儿肝硬化的病人挺多的。结果实习大夫放水后发现肚子里有一块疙瘩，不知道是什么。我再仔细检查，发现是一个卵巢囊肿。我们请妇科大夫把卵巢囊肿切了，病人就好了。像这种病例，在我做了六七年大夫以后就看得多了，思维也广了。
协和有一套很好的制度。比如大查房制度，往往需要住院大夫介绍病例。其实做一个病例报告是不容易的，时间大概只有五到十分钟。怎么把病例介绍完整，让人听清楚，从而激发大家的讨论，是很考验人的。我就得想办法完成这项任务，从中学到很多。
我做总住院医师是在1963年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接触的病人特别多。那时候拿出我写的病历，大家都说好。我一有空就往图书馆钻，看看有什么可参考借鉴的东西，或者借书回来半夜看，两个眼圈常常都是黑的，跟熊猫似的。
改革开放后，国家派访问学者去国外学习，我有幸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了两年，1980年去，1982年回来。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刚到协和上解剖课时一样，很激动。那时候国内的加样器是一个橡皮球，一捏，液体就随着玻璃管上来了，要多少挤多少。而在国外，定好用量以后，机器一按就出来了。我看着就想，我们怎么没有啊！
我当时想，国家并不富裕，却愿意花那么多钱来培养人才，把我送出国待两年，我一定不能辜负国家的希望，我一定得干出点事来，否则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我在UCLA主要学习抗核抗体谱的内容，学了很多抗核抗体提取、制作方面的知识，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某一些风湿病有特殊的抗体，你如果在患者身上测到某种特殊抗体，就可以诊断他患哪种病，所以这种特殊抗体又被称作“金标准”。比如红斑狼疮患者有一种特异性抗体，抗Sm抗体，这是华裔教授陈永铭在一名去世的红斑狼疮患者血液里发现的。如果在别的患者身上也测到这个抗体，那么几乎就可以明确诊断了。
当时，这类“金标准”在全世界很少有，美国的医院里也很少见，不容易要过来。但我很幸运，在我离开的时候，陈永铭请实验室将他们有的“金标准”全都给我了。他说，这个东西与免疫学相辅相成，中国这么大，咱们应当有，有了它，可以让免疫学飞速发展。
回协和以后，我在风湿免疫科工作，那时已经建科了。那会儿实验室的同事能提取抗原，但提取抗原后还要找到抗体，他们面临一些困难。我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金标准”都拿出来，交给了主任。有了这些“金标准”，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很确定地诊断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等疾病了。我心里高兴极了，觉得自己那两年没白去。
建科初期，有很多困难，但我觉得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不要想别的，要一心把工作做好。我那时身体很壮实，为了开展实验室的工作跑了好多单位，向他们寻求帮助，很多实验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我记得有时已经挺晚了，我还坐公交去看我养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积液里的细胞，来回来去地跑，也不知道累。
我有不少以耳鼻喉症状表现为主的病人，耳朵不好或鼻子不好，检查出来却是类风湿或者红斑狼疮。我记得有一个病人眼睛失明了，眼底都是絮状的，什么都看不见，眼科看完说是免疫病。我接手后，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我没有治好他的眼睛，但救了他的命，让他活了下来。慢慢地，我看了很多病人。结合这些病例，我认识到，看病不能死盯着书上说的，要灵活地来思考。
后来，理论、经验等各个方面都比较成熟了，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于是决定写一本全面的书。我搜罗了许多与风湿病相关的内容，看有哪些专家学者在这些方面是擅长的，我去找他们。比如病理学专家，有资深的经历但没有钻研过风湿病的病理材料，我就拜托人家在这方面学习总结一下。我尽可能地找了对风湿病比较了解的各个科室，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写了《风湿病学》，包括了风湿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
回顾这么多年的从医生涯，我真的很喜欢我的病人，有些病人我真是太爱他们了。虽然救治过程中我花了一些力气，但是看到他们能够转危为安，我心情挺愉快。有一个肝脏功能明显损害的自身免疫病患者，来医院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我坦白地告诉他，病情太重了。他说：“你死马当活马医，帮我治吧。”我就拼命地治这个病人，早晨早点起来看他，晚上下班又去看看他，给他处理一下。结果这病人就好起来了，现在还带孙子了。他每年都来看我，我们变成了挺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喜欢吃柿子，每年都给我带点柿子来，他前两天刚来看过我。
我觉得跟病人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得让病人信任大夫，跟大夫交朋友，这样病人才会有什么事都跟大夫说。现在还有不少病人朋友常常来看我。我想这是因为我努力了，跟病人交心了。（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