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老赵的「生死簿」：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世界
「赵永华，男，59 岁，遗，角。」现已 72 岁的老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 16 开的小本子，戴上花镜，在台灯下眯着眼翻看。遗，代表遗体捐献；角，代表角膜捐献。后面打一个红色小对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从排 2 号的妻子开始，依次往后编到了 122 号。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公证名单册》。
via 新京报陶若谷
这是他 2004 年开始登记的信息，这样的本子越来越多，登记的人年龄从 10 岁到 90 岁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癌」。
老赵住在天津市红桥区的一幢老式居民楼里。140 公里外的蓟县元宝山庄陵园，最南边的山脚下，立着一块近 600 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墙。「生死簿」里志愿捐献遗体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残疾人和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重症病人。一旦离世，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这面墙上。
这是天津市所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
1055 个描金的名字一个挨着一个，没有生卒日期，没有照片，没有骨灰。他们离开的时候，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还留在这个世界。
不听他们的！
老赵是一名遗体捐献宣传服务志愿者，不属于任何组织。十几年来，他不仅宣传遗体捐献，还会在捐献者过世时帮忙料理后事。至今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 300 多位捐献者，在千余个描金名字中占了约 1/3。
2012 年，他把家里的电话变成了服务热线，只要夜里 12 点以后铃声嘟嘟一响，妻子就叫他：「老赵，起吧。又走一个。」
via 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他接起电话先问，人在家还是医院？然后翻开「生死簿」 ，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核对，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学院和眼科医院的眼库，通知他们赶紧派车去「请」。
与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遗体告别时间相比，捐献遗体者从宣告死亡到遗体送走，快的五六个小时，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遗体防腐处理必须得快。」
遗体捐献不同于心脏、肾脏、肺脏等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后的去向是医学院校，教学时供学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给有需要的患者换上。
其实不通过他，捐献者的子女等执行人可以直接联系红会、医学院或眼库，但很多人还是习惯找他。
老赵知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和他同样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脑子进水了」，他两手捂住耳朵，「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
捐献者生前，从冒出这个想法到最终实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自己下决心并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属要在捐献申请表上签字；然后，还要到公证处公证。
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申请人过世后，由生前指定的执行人操办捐献后事。这一系列流程不变，但人心在不停地变化。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关。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遗体捐献，便把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剪成豆腐块，掖在一个角落里，「又怕儿女看见了，又怕儿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换个地放塞。」
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家属会把表藏起来，当没签过。
有时会还会冒出来大舅哥、大伯、三叔这样「搅和」的亲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签署了捐献申请，去世的时候跑来骂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也有脾气撒到老赵身上的。
对此，老赵想了个办法：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于巧到同一时间离去。先走的那个有老伴的支持，儿女不敢反对。这时，另一个就可以放下话说，「你们可别把爸爸（妈妈）和我分开啊。」
经过这十几年，老赵已经十分理解逝者亲属「解疼」「缓冲」的心理诉求，因为在老赵眼里，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
姥姥的一对角膜
464 医院家属楼门前，一个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赵挥手喊着「赵伯伯」，声音清脆甜美，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会笑。她扶着老公的胳膊快走了两步，纤细的双腿拐了个弯才迈出去，终于抢在老赵前面打开单元楼门请他进屋。
十多年了，找老赵办捐献手续的年轻人很少。29 岁的刘淼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出生时小脑缺氧，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走路。她问过姥姥：「他们为什么盯着我看哪？」姥姥说：「因为你长得好看呀。」
父母离婚后，刘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十几岁时，刘淼参加过老赵志愿小组的活动，当时就想捐角膜，后来又想捐遗体。老赵一直反对，他总觉得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给子女留下一个「扎手」活儿。
但他并不知道，刘淼做出捐献决定源于姥姥的突然离世。
via 受访者
老人过世前不久那时，刘淼刚怀了女儿。她头天和姥姥说完，第二天姥姥又问，「你为什么老吐呀？」姥姥的脑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记得外孙女爱吃鱼，爱喝鸡肉煲的汤，每次吃饭都夹到她碗里。
女儿出生后，刘淼更感觉到带孩子的不易。特别累时她会偷偷哭，「每次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姥姥，特别想。」
后来，刘淼打听到姥姥捐献的一对角膜帮了四个人，她决定，在捐角膜的基础上还要捐遗体。
「人家要嘛，咱就给嘛」
「黑瞳仁外面那层亮晶晶的，绿豆皮儿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赵掰开自己的左眼皮，一边比划一边讲摘除眼角膜的场景。每次眼科大夫来到捐献者面前，小包往边上一搁，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来，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老尚决定捐献遗体也和别人有关。那是他的异卵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 10 分钟。
十几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浑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来他想给弟弟捐献肾脏，但两人血型不同，没法移植。
弟弟幸运地等到了肾源，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名捐献者的一个肾装在弟弟身上，另一个肾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医院同一时间病危的两个患者。
弟弟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后来，老尚也申请了遗体捐献。「人家要嘛（天津话，类似于「啥」），咱就给嘛。」至于遗体会到哪里去，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关心。
他的灵魂在亲人的心里
对于遗体捐献者来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遗体的去向是医学院校——做教学标本。
刘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遗体。她在天津一家医学院读基础医学，今年大四。
「大体老师看上去是发黄褐色的。应该是用福尔马林和一些技术处理后，又在冰柜里存放了很多年，才给我们用的。」大体老师是所有医学院学生对解剖课人体教学标本的尊称。
每次解剖课时，学生进入教室前，大体老师已经平躺在台子上，双手放两侧，手心向上。「他静静地躺在那儿，不可能再说一句话，但他让你觉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学，那时候不会再想此前担心尸体多么可怕，只觉得神圣。」
刘慧说，大体老师也因此又被称为「无言良师」。掀开白布前，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会深鞠一躬，以示感谢和尊重。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最小的「老师」暖暖（化名）只有 30 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纪念碑里，和所有「老师」一起，摆在解剖楼一层东侧的纪念厅里，外面拉上防尘帘。
她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和所有新生儿出生证明上的照片一样，胖嘟嘟的脸蛋上顶着稀疏的头发。
谷老师来北大医学部工作已近十年。为方便有意向的志愿者联系，他的手机号码和老赵一样是公开的，贴在解剖楼三层办公室的门上。和刘慧一样，谷老师也有捐献遗体的打算。
2009 年以前，捐献者较少。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现在医学院每年接收的遗体约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医护工作者。
解剖学是医学中的基础，谷老师打了个比方，就像盖一座大楼，没有窗户没有门能盖起来，但不能没有地基。「大体老师」是地基中珍贵稀缺的资源。
「没接触过这个的医生，哪个敢上手术台？又有哪个病人敢让他治？」他觉得医学是对抗死亡的，正是因为这些捐献者有对生的渴望，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没有，死了生命就已经结束，何必捐献遗体呢？他是想让后人通过医学的学习，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师的眼里，当一个「人」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学标本」，他还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经过专业处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样。不是他，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2018 年的第一天，天津蓟县的捐献者纪念碑上，两三只鸽子迎着干冷的风，飞过连排的松树。三天假期里，陵园门口登记的访客只有 11 个。
周春（化名）父亲的名字刻在左边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块石头上。父亲去世的第四年，母亲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亲间隔不到两米。
via 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老两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话说，就是把 0 岁到 5 岁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倒着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动下不来床，然后吞咽功能越来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后难受得只能嘴唇动一动，讲不出任何话。
周春送走父母后也签了捐献申请表，想着有一天到这里和他们相聚。
「构成人体的物质本来就是原子、分子。组成我的那一部分，将来就变成空气，变成风。」在周春看来，他和父母会以这种形式回归自然，有的在空气里，有的在风中。（编辑：滑璇 责任编辑：任悠悠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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