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自杀5年后，郜洪辉的伤口已经缓慢愈合。整洁的灰色衬衣下，换肾手术留下的刀口，长成了纤长的疤痕。脖子上因透析插管留下的针眼，越来越淡。他和几年前判若两人。7年前，在安徽省阜南县，“尿毒症”这个全家人闻所未闻的名词，先后砸到他和弟弟郜洪涛身上。两个孩子的高额治疗费用，像天平两端沉重的铅块，将这个农村家庭压至绝望境地。
郜洪辉坐在廉租房里。郭路瑶/摄
2011年4月，弟弟搀扶郜洪辉走出血透室。来源：《新安晚报》 作者：张洪金
弟弟自杀5年后，郜洪辉的伤口已经缓慢愈合。
整洁的灰色衬衣下，换肾手术留下的刀口，长成了纤长的疤痕。脖子上因透析插管留下的针眼，越来越淡。
他和几年前判若两人。7年前，在安徽省阜南县，“尿毒症”这个全家人闻所未闻的名词，先后砸到他和弟弟郜洪涛身上。两个孩子的高额治疗费用，像天平两端沉重的铅块，将这个农村家庭压至绝望境地。
19岁的弟弟选择放弃。他服下农药，留下遗书：“我走了，但哥哥有救了。”
郜洪辉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扭转：救助接踵而至，他做了换肾手术，回到高中校园。在这个夏天，他以超一本线21分的成绩，被安徽农业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
如今，郜洪辉再次面对镜头。他坐在廉租房里，昏暗的光线，衬出瘦削的肩膀。大部分时间里，他表情平静，语气中听不出波澜。
甚至，谈到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这个26岁的男孩，会像普通高中毕业生一样，有些期待地抬起头，眼里闪出光芒。
不到24小时，媒体为他凑够4年医药费，大学也为他免除学费。手机忙碌地响着，郜洪辉礼貌地回应，暂时不再需要更多帮助。
然而，当关注的目光散去，出租屋内变得异常安静。无意中提及弟弟，空气立刻变得凝重，谈话悄然中止。洪涛的死，仍是这个家中最隐秘的伤口。它无声地飘荡着，像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
最初的两年，母亲不忍去给次子上坟，但每年春节，桌上总会多摆一副碗筷。大字不识的父亲郜传友，将那封字迹略显幼稚的遗书，小心地夹在军绿色小包的最里层。洪辉过去常和弟弟下棋，弟弟走后，那副棕色的塑料象棋，他至今还收着，却再也不愿打开。
郜洪辉兄弟俩有着同样的单眼皮、小眼睛和黝黑的皮肤。他们在同一座杂草丛生的农家小院里长大。那是一溜平房，裸露的红砖，黄扑扑的泥巴地。东西各两间屋子，都配了洗澡间，是郜传友为兄弟俩成家预备的。
弟弟去世后，老宅里空空荡荡，几乎找不到他生活过的痕迹。值钱的物件早已变卖，只剩一台生锈的冰柜，一台吱吱作响的吊扇。
两个儿子曾是这家人最大的骄傲。农闲时，郜传友在窑厂烧砖。为了两个儿子，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别人一天烧3千多块砖，他一天烧6千多块。他只念过两年书，但两个儿子成绩优秀，在班上都能排进前十。
他说，自己不羡慕别家楼房高，就盼着兄弟俩“考大学”。儿子们初中毕业时，妻子想把课本卖了，他不肯。他把这些书摞起来，堆得老高，就像搭起一层层向上的希望。
医生开出的诊断书，击碎了这家人的希望。先是洪辉，接着是洪涛，都被确诊为尿毒症。
“医生都不敢把结果递给我。”郜传友侧着脸，哽咽着说。他记得洪辉刚被确诊时，洪涛还提出，要给哥哥捐一个肾。
他和妻子都去做了配型，但他的血型不符，妻子血脂过高。郜传友不愿当着孩子的面掉泪，只有在医院的厕所里，他才敢哭出声来。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麻木地躺在陪护床上，耳边回荡着急匆匆的电梯声和脚步声。
记者扛着摄像机到来时，兄弟俩身体浮肿，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躺在同一间病房里。记者问，如果只有一个生的机会，留给谁？黄色的药液一滴滴落下，两个儿子望着天花板，回答都干脆果断，要让对方活。
郜传友奔走在两张病床间，哭得直不起腰。这位父亲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对每一个来访的记者，他都习惯性地扑通跪下。
10多万元捐款陆续送来，但钱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农民早已卖光为数不多的家当——大三轮车、农用车的拖车还有成片的杨柳树。他变得暴躁，将家中唯一一口木柜扔在院子里，“恨它卖不出钱”。他还变得迷信，有“大仙”主动找上门来，他每次都给七八十块，甚至上百元。
从未出过远门的郜传友，带着两个儿子辗转去过南京、北京、郑州、合肥。他骑车卖过菜，在垃圾桶里捡过破烂，睡过医院外的凉亭。最后，走路时身板挺得直直的他，弯下了自己的膝盖，脖子上挂着纸板，跪在人声鼎沸的菜场里。
有人扔下五毛一块，更多的人骂他是“骗子”。
“爸爸为了生计竟然上街去讨饭，我想不出、也不敢想爸爸站在大街上是什么样的。”弟弟曾对媒体说，他为此流泪。乞讨用的纸板，是洪辉写的，弟弟不愿写。
在北京301医院，一天吃饭时，弟弟平静地告诉洪辉，“咱家条件不好，我就不治了。”
郜传友知道后，以为洪涛只是“开玩笑”。他没放在心上，只是反复告诫小儿子，“治到哪一步讲哪一步，有一块钱就先治一块钱。”
在他心中那杆秤上，没有什么比儿子们的活路更重、更沉，包括面子和尊严。
许继朋是洪涛的好友，初中和兄弟俩在一个班。在他的记忆中，郜家兄弟模样相似，但性格不同。哥哥更加成熟稳重，弟弟看起来大大咧咧，很调皮，爱闹事，有些坐不住。但在活泼开朗的背后，弟弟也有些固执。认定的事，他会去做。
在病房里被困了两年后，这个19岁少年，决绝地走向了死亡。
他留下一封遗书。蓝色的圆珠笔字迹间，凝结着复杂的情绪。“如果我离开了你们，不是我不想治，而是我们家太穷了……在合肥住院的时候，我好想家！想我的同学，想我的老师，想我从前所经过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是在昨天。”“我今年才19岁啊！老天没有给我绽放的机会。流泪？流泪！我除了眼泪好像是一无所有了，我离开了，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来给哥哥治疗了！爸爸，妈妈。”
在信的结尾，这个曾经淘气的弟弟，嘱咐哥哥：“病治好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弟弟我就很开心了。”
郜洪辉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时，已是一周后。父亲早已处理完后事，没让他见弟弟最后一面。“那是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常常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发呆。病房内是医院特有的蓝，窗外是压抑的灰白，没有一朵云。
他常给弟弟写信，写完就撕掉。兄弟俩没有一张合影，弟弟留下的照片，仅存于身份证和学籍卡上，他却经常梦见弟弟，全是快乐的日子。
他记得，生病后，和弟弟的感情突然变深了。两个人每天躺在病床上，“感觉随时可能经历生离死别”。
在抽血化验，等待透析的间隙里，兄弟俩要么下棋，要么看书。无论上哪看病，父亲都拖着一个大蛇皮袋，里面一半是书，有高中课本，也有他们爱看的历史小说。
下象棋，曾是兄弟俩最爱的消遣。上初中时，每天中午，俩人坐在拥挤的出租屋里，两碗饭，一盘棋，便能打发中饭时间。那时，他们是最普通的兄弟，谁也不肯让谁，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扯着嗓门大叫。
重读高中时，他将自己藏了起来。没有同学知道他的过去。班上满是青春洋溢的面孔，甚至有好些00后。有人对这个“大龄考生”感到好奇，问他年龄，他只是笑笑。
上体育课时，他从不下楼，总是埋头做题。每隔一两个月，他会从学校消失两天，去合肥复查。大冬天，寒风凛冽，天还没亮，他便独自坐上大巴，第二天深夜才能到家。回学校后，他找同学借笔记，一点点追赶落下的功课。
很多从前的同班同学，不理解洪辉的“拼”。他做完手术后，他们心疼地劝道，“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郜洪辉却将它视为人生的独木桥。由于服用降低免疫力的抗排斥药，小感冒都可能让他丧命。只有一个健康的肾，他也不能过度劳累。但在所有人都在向前冲的高三，他有些顾不上身体了，半年没去复查，感冒了也没空去看，“熬一熬就过去了”。
考试遇到挫折，才真正让他焦躁。“感觉心里凉凉的，有点辜负弟弟的期望。”
他清楚记得，在充斥着消毒水、针管和吊瓶的病房内，弟弟和他聊得最多的是“想上大学”。洪涛曾坚定地说，“哪怕每周做两三次肾透析，也要去参加高考。”
“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学。我也在替弟弟学。”郜洪辉沉默了几秒，低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骑着电动车去学校，穿过小县城时，他还是会想起弟弟。
从前，他们喜欢“轧马路”，和好友漫无目的地闲逛。
县城不大，南北只有一条主干道，东西分布着许多狭窄的小巷。
沿着被摩托车挤塞的街道，几个少年穿过喧闹的夜市，走到街心公园，那里是老城区的中心。在长廊下打牌的人们，光着膀子，踩着拖鞋。黄昏时分，街上飘着大排档、生煎包和烤串的诱人香味。他们忍住口水，空着肚子回家，炒盘土豆丝，或者吃点馒头咸菜。日子平常得就像空气，“从没想过要珍惜”。
他最后悔的便是，“总是欺负弟弟，做完饭后把刷碗的活一股脑丢给他”。
回忆这些最寻常的日子，郜洪辉突然顿住，不再说话。如今，每天5点多起床后，他便出门给家人买早餐。不管多远，他都要去。
“经历了那么多，什么事都想得开，除了生死。”他在QQ空间中写道。
重回校园后，他养了一只乌龟。之所以选择乌龟，因为它“安静，好养，能活很久”。
弟弟去世后，他将棋盒搁在病房的窗台上。在盒子背面，他用力写下：“我要活下去，不为别的，为我弟弟！”
这个夏天，他终于要拥抱新生活了。
郜洪辉已经等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将QQ头像改成一个“飞”字，空间背景是一片深蓝色天空，一只大鸟昂首展开双翅。
但安静下来后，他还是想“过一种稳定的生活”。“不再把伤疤揭开，平平淡淡地上大学、工作，当一个平凡的人。”
（感谢阜阳新闻网李京泽为本文提供帮助）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郭路瑶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8月02日10 版）
